然而，铜钱虽便宜，但它的重量也相当沉重，远不适合大宗交易。例如，一贯钱大约重五斤，而在宋代，购买一匹马需要支付五十贯钱，重量达到250斤，单单是买马就需要如此繁重的交易，试想如果是大宗货物的交易，又该如何完成呢？

白银作为一种贵金属，逐渐取代铜钱，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，这只是时间问题。然而，在宋代，纸币“交子”一度出现，使得白银的使用依然局限于上层阶级。那些随手拿出十两银子的人，并非常见于历史场景中。

白银作为权贵与富贵的象征，不断地在历史中的权力斗争中转手，尤其是在战争与权斗的交织下，白银的流失也变得愈加严重。在宋朝时期，随着辽、金崛起，北方局势动荡，宋朝政府不得不以“岁币”来换取暂时的和平。1004年，宋朝与辽朝签订《澶渊之盟》，每年需向辽朝输送绢20万匹、银10万两；到1141年的《绍兴和议》，南宋每年向金朝支付银25万两、绢25万匹。这些表面上的白银外流，只是冰山一角，而在许多暗中的交易中，白银也频繁流失，尤其在朝代更替时，白银的外流尤为显著。

《彭山县志》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：顺治三年，张献忠因政局不利意图撤离成都，却在彭山县江口遭遇明朝将领杨展的伏击，几乎全军覆没。随行的木船满载金银，却沉没在江中，这一事件留下了“张献忠沉银江口”的流传。事实上，2005年施工时，在该地的江口发现了七件明代银锭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张献忠的军队曾洗劫过包括楚王、吉王等在内的大量白银财富，这些被掠夺的白银，不少沉入了江底。

改朝换代的历史中，白银的流失无数次地发生，经过长期的积累，白银的流失量不可估量。随着对外经济的逐步发展，清朝嘉庆十九年时，时任户部左侍郎的苏楞额提出了“白银外流论”，指出白银的外流直接导致了国内白银的短缺，并且他特别提到外国商人通过“洋钱”买走中国的纹银，成为外流的主要原因。

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，英国将一船又一船的鸦片运往中国，换回大量白银，造成了中国巨额白银的流失，也将中国拖入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。苏楞额在奏折中指出，外商通过贿赂洋行工作人员，非法将银两偷运至外国，而这些“洋银”最终成为中国白银外流的罪魁祸首。由于国外运入的银元与国内的银两存在价格差异，商人们利用这差异套利，使得白银迅速流出中国。

虽然蒋攸铦在回应中称外国商人并未通过非法手段进行“白银外流”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白银外流对国家经济的危害巨大。根据当时广州的兑换率，旧西班牙银元的兑换比率相较银锭要低，而银锭的纯度更高，导致白银在流入市场时逐步减少。

然而，清政府终于意识到这一点的严重性，开始限制鸦片贸易，试图挽回白银的流失。但鸦片贸易在中国南方各省的腐化作用远比政府的禁令更为强大。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，清朝被迫支付巨额赔款，白银再一次大规模流出。

无论是《马关条约》中的规定，还是《辛丑条约》中的赔款要求，中国每年要支付大额的白银赔款。即使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，白银的流失依然没有停止，许多列强依旧占据着中国的土地和财富。

在古代，中国采用银本位制度，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在市场上具有重要地位。这个制度使得白银能够用来交换大部分物资，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货币。但随着中国与外国的接触增多，国际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逐渐接轨，白银本位制与金本位制的不同造成了价格差异，导致中国国内物价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。于是，中国政府只能采取措施限制黄金和白银的进出口，以避免白银流失。

但最终，银本位制于1935年被废除，国民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，白银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成为不再是人们日常交易的媒介。纸币与电子支付逐渐占据主流，白银作为货币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少。

尽管如此，白银并没有完全消失于我们的生活中。它仍是现代工业中不可或缺的材料。作为导电性与导热性极佳的金属，白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产品中，诸如电池、电子设备、抗菌材料等。白银还具有显著的杀菌效果，能够通过微量释放银离子来净化水源，早在古代就有人使用银餐具来预防中毒。如今，白银依旧以其独特的属性，持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

从珠宝到货币，再到现代工业的必需材料，白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。尽管时代更迭，它以不同的形态和作用，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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